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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月4日，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与《》的员工举行了首次会议。此前一个月，他同意以2.5亿美元的价格从格雷厄姆家族手中收购这家报纸。对于报社员工来说，这是一段漫长而令人不安的时期。我们——当时我是社论版的副主编——经历了多年的裁员。我们相信唐格雷厄姆（Don Graham）会把我们托付给有能力的人，但我们并不了解这位新老板，他也不像格雷厄姆家族那样了解或热爱我们的事业。贝索斯在会上关于“《》即将迎来新的黄金时代”的讲话令人安心。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问他为什么要收购这家报纸，贝索斯明确地阐述了他准备做出的承诺。“我最终得出结论，我可以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为我认为你不能一直让报社缩水，”他说，“你可以盈利，但规模却在缩减。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但充其量也只能导致被边缘化，最坏的情况则是走向灭亡。”

　　回首往事，不禁让人疑惑：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贝索斯的领导下，《》曾有过几年盈利，这得益于2016年大选和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但随后，它开始出现巨额亏损：2023年亏损7700万美元，2024年又亏损1亿美元。这位曾经承诺给予报纸喘息之机的老板，如今却无法容忍如此巨大的损失。因此，在贝索斯推动下经历了多年的增长之后，《》在2023年和2025年经历了两次代价惨重的自愿离职，导致新闻编辑室的员工人数从一千多人锐减至不足八百人，并失去了一些最优秀的撰稿人和编辑。随后，在2月4日清晨，新闻编辑室的员工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了“一些重大举措”。他们被告知待在家中，参加“上午8:30的Zoom网络研讨会”。每个人都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大规模裁员。

　　然而，裁员的规模令人震惊——据报道，超过三百名新闻编辑室员工受到影响。宣布这一消息的权力掌握在执行主编马特默里（Matt Murray）和人力资源主管韦恩康奈尔（Wayne Connell）手中；报社出版人威尔刘易斯（Will Lewis）在宣布这一噩耗时却不见踪影。默里称之为“全面的战略调整”，《》历史悠久的体育部门“以目前的形式”被关闭；几名记者将转而以“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视角报道体育。过去五年里，都市版员工人数已经缩减至约四十人，如今更是缩减至约十二人；国际版编辑部也将从二十多个地点缩减至约十二个地点；国际版编辑彼得芬恩（Peter Finn）告诉我，他主动要求离职。图书版块和旗舰播客节目“邮报报道”也将停播。会议结束后不久，员工们收到了各自的电子邮件，告知他们是否能够留任。默里表示，精简后的《》将“专注于那些能够展现权威性、独特性和影响力的领域”，例如政治和国家安全。这种策略，某种程度上算是“精简版的《政治报》”，如果这么多最有才华的员工没有流失，或许会更有说服力。

　　刘易斯和他的团队在达沃斯与人觥筹交错，贝索斯和他的妻子劳伦桑切斯（Lauren Snchez）则在巴黎参加高级定制时装周，这些都无助于提升员工士气。更令人担忧的是，贝索斯——这位曾经在报纸报头印上“民主死于黑暗”标语的人——似乎正在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绥靖政策。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即使贝索斯的领导方式有可能让他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合同，他也始终支持《》。而现在，对于联邦调查局最近突袭《》联邦政府记者汉娜纳坦森（Hannah Natanson）的住所，并没收了她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设备，贝索斯却只字未提。就在员工们等待裁员之际，总统和却在庆祝纪录片《梅拉尼娅》的首映。这部纪录片是亚马逊花费四千万美元购买的，据报道，亚马逊还将花费三千五百万美元用于宣传。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前不久，贝索斯与特朗普共进晚餐，之后便签署了这项协议。

　　马丁巴伦（Martin Baron）曾担任《》执行主编八年，该报曾荣获十一项普利策奖。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堪称世界顶级新闻机构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的雄心壮志将大幅缩减，其才华横溢、勇敢无畏的员工队伍将进一步流失，公众将无法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的、基于事实的、深入社区乃至全球的报道。”巴伦告诉我，新闻行业正处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时期”。但《》的问题“由于高层做出的考虑不周的决策而变得更加糟糕”。他特别指出贝索斯取消对哈里斯的背书——这一“懦弱的命令”导致该报损失了超过25万份订阅。 “忠实读者们看到老板贝索斯背叛了他本应秉持的价值观，怒不可遏，纷纷逃离《》。事实上，他们是被赶走的，而且人数高达数十万，”巴伦说道，“贝索斯为了讨好特朗普总统而做出的令人作呕的举动，也给《》自身蒙上了一层极其丑陋的污点。这简直就是一个品牌自毁的典型案例。”

　　几个月前，我曾写过一篇专栏文章，批评报社不给哈里斯背书的决定。报社未经任何实质性修改就发表了这篇文章。但是，当我写另一篇专栏文章，反对这种不允许异议的原则时，却被告知路易斯已经否决了这篇文章——显然，这篇文章没有达到《》报道自身的“高标准”——并且拒绝了我的会面请求。我递交了辞呈。一位新的社论版编辑接手后，大幅调整了匿名社论和署名评论文章的立场，使其右倾，以至于所有自由派专栏作家都已离职。最近的一篇社论赞扬了总统建造新宴会厅的计划，并为他未经授权拆除东翼的行为辩解，称“蓝图会因无数次的纸张切割而损坏”。另一篇社论则支持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称其为“对政府委婉语的有力打击”。虽然也有一些批评特朗普的社论，但谄媚奉承的倾向显而易见。如果我没有主动辞职，毫无疑问，他们会建议我接受买断费然后离开。

　　但我并非——至少过去不是——贝索斯的仇敌。我很感激他在担任报社老板初期为报纸投入的资金和技术资源。贝索斯执掌《》期间最令人意外的是他糟糕的商业决策。弗雷德瑞安（Fred Ryan）曾任罗纳德里根的幕僚长，也是《政治报》的创始总裁，他于2014年被聘为《》的出版人和首席执行官，并带领报纸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增长期。在贝索斯资助的扩张计划以及公众对特朗普新政府的关注下，《》的数字订阅用户数量从他上任时的3.5万飙升至2023年夏天他离任时的250万。但瑞安未能制定出一份足以让报纸在后特朗普时代蓬勃发展的完善计划。随着流量和收入的暴跌，瑞安发现自己与新闻编辑室的矛盾日益加剧。 2022年底，他召开了一次员工大会，会上宣布即将裁员，随后却未回答任何问题便离开了，这令员工们十分震惊。正如《纽约客》的克莱尔马龙（Clare Malone）报道的那样，伍德沃德恳求贝索斯出面干预。2023年1月，贝索斯罕见地亲临报社，与几位关键员工会面，并在律师本上记录着他们倾诉的焦虑。

　　瑞恩在那年夏天离开了，但他的继任者刘易斯却成功地让新闻编辑室对瑞恩产生了怀念之情。十年前，刘易斯还是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英国小报帝国的高级主管，在处理默多克旗下部分报纸的窃听丑闻余波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当《》就他当时的行为质问他时，刘易斯声称自己是为了维护“新闻操守”。但到了2024年，随着针对这些报纸提起的民事诉讼，人们开始质疑刘易斯是否试图掩盖证据，包括实施一项删除数百万封电子邮件的计划。（刘易斯表示，对他的指控“完全不属实”。）在《》，刘易斯与执行主编萨莉巴兹比（Sally Buzbee）就此事的报道发生了冲突，据报道，他坚持认为此事不具有新闻价值。不久之后，刘易斯宣布巴兹比离职，并计划用他之前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的同事罗伯特温内特（Robert Winnett）接替她。《邮报》和《》都报道了刘易斯和温内特如何利用欺诈手段获取的材料撰写文章。“他的野心凌驾于他的道德之上。”刘易斯的一位前记者告诉《》。温内特最终辞去了职务，但这件事严重损害了刘易斯与新闻编辑室的关系。

　　与此同时，员工们越来越担心刘易斯只会空谈，而没有提出解决《》衰落问题的切实方案。“修复它，建设它，扩大它”是他2024年1月上任时的口头禅。同年6月，他提出了一个模糊的计划，称之为“第三个新闻编辑室”。（我们惊讶地发现，第二个新闻编辑室竟然是评论版。）最初，这个计划专注于社交媒体和服务型新闻。后来，它被更名为WP Ventures，根据一份发给员工的备忘录，它将“完全专注于打造以人物为核心的内容和品牌”。到了2025年2月，情况恶化到两位前任高级编辑伦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和罗伯特凯泽（Robert Kaiser）联名致信贝索斯，批评刘易斯。“更换他是拯救《》的关键第一步。”他们在邮件中敦促道。贝索斯始终没有回应。

　　甚至在这些新的裁员之前，《》就已经有一批关键员工离职。深受爱戴的执行主编马特亚戈尔德（Matea Gold）跳槽去了《》。国内新闻编辑菲利普鲁克（Philip Rucker）去了CNN，政治记者乔什道西（Josh Dawsey）去了《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挖走了包括《》白宫报道团队三位明星记者在内的众多人才：阿什利帕克（Ashley Parker）、迈克尔舍雷尔（Michael Scherer）和托卢斯奥洛伦尼帕（Toluse Olorunnipa）。如果《》正处于重建阶段，那么这些损失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弥补。伍德沃德表示，《》“依然存在，并且在报道特朗普的政治危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包括其独家报道了对一艘疑似委内瑞拉贩毒船发动袭击、造成幸存者死亡的第二次打击。但纸质版已不复往日荣光，都市版、时尚版和体育版被合并成一个内容单薄的第二版；如今，纸质版的日发行量已不足十万份。更紧迫的是，一个资源如此匮乏的新闻编辑室能否维持其报道质量，目前尚不明朗。

　　《》的员工和老员工们正为裁员做准备，我给曾在该报工作超过半个世纪的前总编辑凯泽打了电话。“贝索斯先生的个人体系已经不灵了，恐怕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现年82岁的凯泽告诉我，“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他被视为摧毁了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领导该报的著名出版人）和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一手建立的机构的人，他的名誉将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损害。”凯泽回忆起1964年刚到该报伦敦分社时的情景。“如果我说，‘我是《》的凯泽’——那又怎样？他们根本没听说过。”十年后，他被派驻莫斯科，当时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正在报道水门事件。“根本不需要解释，”凯泽说，“事实上，俄罗斯人对《》的印象非常夸张，认为它是造王者和毁王者。”

　　史蒂文沃尔德曼（Steven Waldman）在2024年发表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文章中建议贝索斯效仿这种做法。“‘非营利’并不意味着‘亏损’，”沃尔德曼写道，“非营利新闻机构可以出售广告、提供订阅服务并接受捐款。如果运作得当，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商业模式，因为它能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慈善捐赠），并且深深扎根于服务社区之中。”我对沃尔德曼的提议有异议，因为他只要求贝索斯拿出区区一亿美元。贝索斯收购《》时，他的净资产约为250亿美元；如今估计已达2500亿美元。为什么不拿出其中的百分之一来资助《》，足以让这份报纸无限期地运营下去呢？我知道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但这样的安排会让贝索斯成为《》的救星，而不是导致其衰落的罪魁祸首。

　　在1941年的电影《公民凯恩》中，报业出版商查尔斯福斯特凯恩（Charles Foster Kane）——和贝索斯一样，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被他的法定监护人沃尔特撒切尔（Walter Thatcher）质问，认为他继续资助报纸的做法很愚蠢。“说真的，孩子，你不觉得继续这份每年要花你一百万美元的‘慈善事业’，这份《费城问询报》（Inquirer）很不明智吗？”撒切尔质问道。“您说得对，撒切尔先生。我去年确实亏损了一百万美元，”凯恩回答道，“我预计今年会亏损一百万美元。我预计明年也会亏损一百万美元。您知道吗，撒切尔先生，照这个速度，每年亏损一百万美元，六十年后我就不得不关掉这家报纸了。”假设凯恩的支出每年亏损一亿美元，并且持续下去，那么按照这个计算，贝索斯至少还有两千多年才需要关门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