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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军、师长及军师以上的参谋长，其对部队的直接影响有限。对此，万耀煌与林蔚商议，扩大组织，在训练高级军官的同时，也调训中级军官。林蔚深为赞成，当即签报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扩大受训人员的规模，并决定筹建“战时军官训练团”替代“战时将官研究班”。1938 年 2 月 15 日晚，蒋介石召集白崇禧、熊式辉、张治中、陈诚、万耀煌等共进晚餐，席间指示“速筹办军官训练团”，由白崇禧主持，陈诚正式负责，万耀煌为副。陈诚答复事多太忙，无暇兼顾。蒋介石即指示：“你负名义，武樵（万耀煌，字武樵）负实际责任。”随后，陈诚指派方天、戴之奇、韩汉英、李扬敬、刘绍先等九人为战时军官训练团筹备委员，计划在战时将官研究班结束后，利用原班人马接办军官训练团。

　　在战时将官研究班的训练如火如荼进行时，军官训练团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3 月初，陈诚在东厂口武汉大学旧址召开了军官训练团筹备会议，决定召集各部队营长以上指挥官受训。在此期间，万耀煌主张将“战时将官研究班”合并到“战时军官训练团”中。蒋介石同意“合并办理”后，陈诚随即再次召开筹备会议，“决定将官班并入军训团，为召训之一部分”。战时军官训练团受训学员急剧增加，原来的校舍难以容纳，不得不重新选址，经过多方沟通与商议后，决定借用珞珈山武汉大学的校舍作为主要场地，因而，此次军官训练团又被称为“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武汉大学的校舍不仅宽敞宏伟，而且地处武昌郊区，不易遭到敌机轰炸，其绝佳的地理位置与环境让万耀煌称赞不已：“此地岗峦起伏，森林茂密，滨临东湖，湖光山色，气象万千，值此暮春四月在此举办重大训练，确有天时、地利、人和之美。”同时，由于将官研究班原来的班址武昌武胜门外农业专门学校距离珞珈山较远，不方便训练的开展与管理，于是也迁到武大附近的东湖中学。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主要分为将官班和校官班，凡未直接参战之部队，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甚至营长等都要抽调前来受训。训练团共举办了将官班 3 期（2、3 期在东湖中学举办）、校官班 3 期，另有党务班 1 期、陆军空军联络班 1 期；将官班每期受训 120 人左右，校官班每期受训 1000 余人。将官班人数少、阶级职务较高，且已有成规，教官都是第 1 期原班人马，驾轻就熟，采用自治的方式管理，注重由内启发；校官班人数众多，受训学员学历、出身各异，构成较为复杂，其管理方式也比较严格，“对于生活管理，小至理发、指甲、纽扣、一针一线，无不详密规定”。教授内容多样，如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注重爱国教育。军事方面有战术、兵棋、沙盘和化学战、空战常识等，而学习时间仅有一个月。由于时间短、内容多，每日白天有十多个小时的功课，晚间还有两到三小时的时事报告，学习安排紧张而充实。

　　在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众多授课教师中，周恩来无疑最为耀眼。据时任第32 军补充旅少校参谋主任陈家珍回忆，他看到课程预定表上有周恩来的“通信问题”课时，不觉喜出望外。4 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周恩来着一身青色中山装走进教室，微笑着向学员们点头示意后即开始授课。虽然周恩来没有带任何教材，也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但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讲解清晰易懂，深深地吸引着在场的 500 多名学员。周恩来指出，中国军队在军事上存在着许多缺点，尤其在通信方面更为突出。他强调，“通信保密问题是关系到胜败及民族存亡的问题，全体军人，必须提高警惕，特别要注意通信保密”。周恩来的讲授振聋发聩，学员鼓掌连绵不断。周恩来还讲授了“游击战”课。“游击战”课程本来原定由第 129 师师长讲授，但因战况紧张，不能前来，故由周恩来代讲。与讲授“通信问题”课一样，周恩来依旧“讲得极为精彩，生动、扼要”，使众多学员不由得惊叹：“他是个政治家、外交家，而对军事方面这样精深，真出乎一般同学意料。”周恩来认为游击战是对付拥有装备优势的日军的一种主要的制胜方法，在敌后战场尤其如此，应该注意灵活性、特殊性，“决不可生搬硬套，拘泥以往战例”。他还概括出游击战的五个要点，其精辟的讲述引起学员们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使“游击战的战法，在同学们脑海中有了较深刻认识”。周恩来在授课之余，还带领学员参观台儿庄战利品陈列展览，在喻家山参观步炮兵射击及战车攻击，在参观时鼓励学员们奋勇杀敌。对于大多数学员而言，教员中最受欢迎者非冯玉祥莫属。冯玉祥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主要进行爱国教育。他的讲演方法很特殊，常常用问答的方式进行。例如，冯玉祥第一次讲演时，一开始就问学员：“今天我们坐的地方在古代战国时期是哪一国 ?”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楚国。”然后他又接着问：“楚国有一个爱国者，他经过努力，终于恢复了祖国，他是谁呢 ?”学员们回答说：“申包胥。”冯玉祥便反问道：“对了，现在在座的一共有 1000 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申包胥吗 ?”学员们斗志昂扬地说：“有！”除了采取这种诱导的方式激励学员奋进，冯玉祥还经常讲述平、津、沪、宁沦陷后，日军的奸淫屠杀抢掠，以及沦陷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以此引起共鸣，激发学员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冯玉祥也捶胸顿足地分析军队失地千里，节节败退的原因，认为“我国军队战斗力差，射击纪律不好是一个主要原因”，虽使部分学员无地自容，但大多数学员表示认可并进行反思。最后，冯玉祥往往演唱他早年练兵时编的射击军纪歌，有声有色，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1938 年 3月底 4月初，在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议设立“中央训练委员会”，负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机关、公务人员及学校教职员的思想训练事宜。5 月 1 日，中央训练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准备成立中央训练团。陈诚在召集主要人员研究后，决定以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改编，另行研究新编组。6 月 10 日，由于长期抗战的需要，万耀煌再次请示蒋介石，建议将军官训练团改称为“中央训练团”，作为一个常设机构。7 月 7 日，中央训练团成立，隶属于中央党部，蒋介石仍兼任团长，“战时军官训练团”宣告结束。在武汉会战期间，中央训练团继续在武昌珞珈山等地进行训练活动，武汉沦陷前夕迁往湖南。